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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招商局財產,迎接上海解放

  胡時淵(1904—1994),歷任國營招商局業務處處長,招商局副總經理、總經理,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

  上海解放前夕,胡時淵響應中共堅守崗位、迎接解放的號召,決意留在上海,并進行了對招商局的護產工作,為全國解放后的運輸暢通作出了貢獻。此文成稿于20世紀80年代,真實記錄了他參與保存招商局的部分運輸船舶和物資的過程。在上海解放、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本報特刊登此文,以示紀念。

  招商局是中國最早的航運企業,創始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至上海解放時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局本部設于上海,分支機構遍及全國,國外也有若干辦事機構。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在上海任招商局副總經理兼業務處處長,總經理為徐學禹。1949年春,徐改任董事長,我任總經理。上海解放前夕,我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示,與局內同事一起,在保護船只、船廠等財產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雖然30多年過去了,但回憶起來,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與中共地下黨的接觸

  1948年10月中旬,我因公從上海到香港。其時,招商局客運部經理俞大綱也因公出差在香港。11月22日,他到酒店來看我,并說:“我想介紹現任香港《文匯報》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張樨琴同你見面,請你談談招商局的情況,你看如何?”我表示歡迎,說:“請他們以新聞記者的身份來看我。來時請他用手指在我的房門上輕敲三下,作為暗號。”

  11月24日下午2時,客人如約而至。我向張樨琴詳細介紹了招商局各方面的情況,他聽后問:“胡先生準備來香港住家么?”我說:“還沒有定,正在考慮中。”張說:“我勸你留在上海,不要走了。保護好招商局的財產,這就是起義,也就是你最好的前途。”我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勸告,留在上海為人民做些工作,他贊揚了我的積極態度。

  然后,張樨琴又問我準備怎樣做好護產工作。我說:“招商局的最大財產是船只,現有總噸位近五十萬噸,其中海輪五十多艘,長江大輪十多艘,拖輪、鐵駁一百多艘,各港埠內使用的小火輪五十多艘。按照國民黨的疏散計劃,準備陸續把這些船只撤往臺灣,我們應該千方百計把這些財產保存下來。”聽到這里,張樨琴頻頻點頭,表示贊同。我還著重談了保護長江輪船的重要性,說:“海輪隨時可以向國外買到,而江輪卻買不到,必須由自己制造,造船比買船困難得多。此外,長江輪船對于解放后恢復國內客貨運輸有極大的用處。”張對此表示同意,并叮囑我:“那么,你就好好地干吧!”

  臨別時,張樨琴說:“我們今天的談話,不得對外泄漏,以后也不必通信聯系。你回到上海后,可以在清早和晚上收聽解放區的電臺廣播,了解解放戰爭的進展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談話至此結束,談了約兩小時。

  后來,我經常收聽解放區的廣播。有一次,河南新鄉中共人民電臺午夜廣播說:“中紡公司總經理顧毓瑔、招商局總經理胡時淵,你們要堅守崗位,迎接解放。”我聽了,十分興奮,更堅定了我做好護產工作的決心。

  “江順”“江安”“江泰”三輪事件

  1948年12月4日,我從香港飛往臺灣,原來想旅游一個星期,但游覽了兩天后,突然得到招商局“江亞”輪在吳淞口外沉沒的消息,便于6日趕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按照張樨琴的囑咐,從事反對疏散的斗爭,其中,“江順”“江安”“江泰”三艘江輪的事件是重要的幾個回合。

  1949年2月中旬,“江順”輪船長黃友士從漢口隨班輪來到上海,悄悄問我:“聽說本局的長江輪船都要撤往臺灣,有這回事么?我是否可以不去?”我說:“可以。我有個設想,現在‘江安’‘江泰’兩輪都停泊在上海十六鋪,準備整修。你的‘江順’輪也可抽下來修理。將這三艘江輪都開到長江中游去,以修理為名,把它們保留下來,等待解放。船上的職工,除船員外,一律下船回家休息,工資由上海和漢口招商局按月發放。如果你同意我的設想,可以與‘江安’輪李船長、‘江泰’輪陳船長商量一下,然后報請船務處批準。”他表示同意,并照我的意見去辦了。

  3月初,黃友士從船上發來密電,說三艘江輪現拋泊于離漢口四十里的江中心。3月15日,漢口招商分局經理李蓀芳把這件事情以長途電話報告了徐學禹,還說海員工會主席李雨田已為此事向他提出質問:“你們把三條大輪拋泊在長江中游,有什么企圖?”李雨田還煽動原已回家休息的三艘船上的職工聚眾鬧事,并向南京聯勤總司令部揭發。

  徐學禹接電后,向船務處詢問情況,船務處回答說:“是三位船長要求整修的,由船員自己修理和油漆,比較安全省錢,時間上也要比交給修船廠修理快得多,一俟竣工,馬上開往臺灣。”徐學禹又問我是否知道此事,我說知道的。

  同日,徐學禹又接到南京交通部航政司司長李景潞的電話,詢問三艘江輪停泊江中的事情,并說有人已向聯勤總司令部檢舉,要交通部查復。徐就把船務處所講的情況告訴了他。于是徐學禹叫船務處急電三位船長將江輪從速駛回上海。

  在這種情況下,“江順”“江安”“江泰”三輪不得不開來上海,但船上存煤不夠。他們來電向招商局供應處請示,我說:“現在這三條江輪沒有運輸任務,在九江、漢口多等幾天,沒有關系,煤炭叫南京招商分局派小火輪送去。”我隨即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南京招商分局經理竇毅,對他說:“你們送三百噸煤去九江,煤是要送去的,但不必著急,慢幾天也可以。”我這樣做的用意,在于拖延時間,等待長江方面戰爭形勢的變化。

  3月20日,九江和安慶間的華陽鎮解放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暗暗高興。長江下游的交通既已中斷,“江順”“江安”“江泰”三輪就回不了上海,為人民所有了。

  “江新”輪的斗爭

  圍繞著“江新”輪的斗爭除上述三艘江輪外,我們還設法保存了“江渝”“江建”“江華”“江平”“江新”“江陵”六艘江輪,其中圍繞著“江新”輪的斗爭較為突出。

  “江新”輪是一條很好的大江輪船,既不能托詞修理,又不能無故停泊,怎樣才能把它保存下來呢?只有從制造故障入手。我同幾個相熟的船員談了以后,他們都很贊成,就把輪船里的“轉動地軸”拉開。地軸一失靈,船就不能行駛了。于是對外揚言,“江新”輪機器損壞,必須經過大修后,才能開往臺灣。

  到了 5月22日下午,淞滬警備總司令部突然派來一名軍官,隨帶5個士兵,沖進我的辦公室,用命令的口吻說:“我是陸科長,你馬上派船員上船,將‘江新’輪開往臺灣。”我和顏悅色地對他說:“不是不肯開,‘江新’輪機器損壞,開不動。”他說:“我已調查過了,并未損壞,接上地軸就可以開動。”我說:“倘若你們不信,我叫船務處的人來證明。”他說:“我不相信,你叫船務處負責人來,陪我們一起上船去查驗。如果能開,就開出吳淞口;如果真的開不了,就在原地破壞。”

  沒有辦法,我只得把船務處黃慕宗、馬家駿兩人召來,陪陸科長等6 人一起到“江新”輪上去。我辦公室的窗口面臨黃浦江,他們走后約兩小時,我從窗口望出去,看見“江新”輪緩慢地從十六鋪開來,駛到陸家嘴地帶,又掉頭返往十六鋪。

  這是怎么一回事?我疑惑不解。

  過一小時,黃慕宗和馬家駿都安全回來了。黃說:“我們上船后,恐怕被他們破壞沉沒,就接上地軸,解纜開航。但將開航時,陸科長等人突然離開‘江新’輪,跳上了預先準備好的一艘小火輪,跟隨在‘江新’輪后面航行。因為戰爭已經逼近黃浦江畔,輪船開到陸家嘴時,有槍彈在駕駛臺上飛過。我們感到很危險,就停止前進,而陸科長所坐的那艘小火輪卻飛快地超過‘江新’輪,向吳淞口方向倉皇逃跑了。于是我們又開回了十六鋪。”一場危機就這樣順利地過去了。

  保存修理船、倉庫船和修船廠

  招商局原有一艘修理船和三艘三千噸的水上材料倉庫船。4月間,徐學禹在上海時,修理船正在整修,他要求5月16日以前修理完畢,并拖帶滿載船用物料的水上倉庫船一艘駛往臺灣。5月12日,徐飛赴臺灣時,又一再囑咐我辦好此事。

  5月14日下午,修理船船長孫照熊到辦公室對黃慕宗說:“修理船已修好,倉庫船也已裝載完畢,可以開往臺灣了。”我趕緊插嘴對孫照熊說:“你們提前完成任務很好。你們辛苦了,讓船員們回家休息,開船的事情,我們再通知你。”

  徐學禹到臺灣后,從5月14日至18日的幾天內,一連發來三份電報,催促修理船和水上倉庫船快快開出,我回電敷衍。最后,給他拍了一份假電報,說這兩艘船已于5月19日開出,大約十天可到達臺灣基隆港。其實,這些船都安穩地停泊在黃浦江內,一動也不動。

  招商局在浦東原有修船廠一所,職工兩百多人。按照徐學禹的疏散計劃,準備搬到臺灣,與臺灣造船廠合并。怎樣設法把它保存下來,使職工安心留在上海,是一個問題。3月間,我同領導該廠業務的船務處副處長辛一心和廠長陳紹煥商議辦法,決定了下列幾點:修船廠職工的4 月工資提前發放,并一次借給各人3個月工資;修船廠自4月起停工,將全部機器運往招商局中械碼頭倉庫內儲放;職工中愿意留在上海的,回家休息,不必上班。如果有人想去臺灣,可向人事部門辦理調職手續,先去臺灣。

  廠長陳紹煥把這三項辦法公布以后,全體職工表示滿意。于是我囑咐船務處、財務處、人事部門分別照此辦理。我又叮嚀陳紹煥兩點:挑選幾個可靠的老工人搬到廠里去睡,好好看守財物,不許他們任意離開,也不許別人隨便進廠;對于拆卸修船廠機器一事,要嚴守機密。萬一有人問起,就說是搬到臺灣去的。陳紹煥辦得很妥善,中間沒有發生什么麻煩。

  5月25日,上海蘇州河以南地區一解放,我們就通知回家休息的職工來廠上班,搬回機件,迅速復工。

  拒運疏散物資

  國民黨兵工署原來儲有5000噸銅元,是中央信托局交給該署作為制造軍火用的。1949年3月,兵工署命令招商局業務處處長施迺徵調撥船只將其全部運往臺灣。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裝船。

  我趕緊跑到十六鋪碼頭,N3型輪已經裝上了銅元1000噸,我立即下令停止裝船。該輪載重量為2000噸,其短裝的1000噸,改裝其他一般商貨去了臺灣。我對倉庫管理員說:“留下的4000噸銅元如何處理,我會告訴施處長的,你聽候命令好了。”

  關于運輸銅元一事,自5月6日至12日的7天內,淞滬警備總司令部曾經向我催詢過3次。第一次是湯恩伯叫我到總司令部去,由他親自催問:“銅元到底什么時候可以運往臺灣?”我答:“正在調度船只,很快就可運出。”第二次是警備司令陳大慶親自向我催促,我說:“三四天內即可裝船啟航。”5月10日夜,湯恩伯在總司令部內當面對我厲聲叱責:“4000噸銅元限你在5月12日以前全部裝船運出。船只啟航后,你要打電話向我報告,我還要派人前往查看,不得有誤。”我唯唯稱是,表示一定辦到。

  在回家途中,我邊走邊想,看來銅元不能不運了,但裝上大輪,勢必要運去臺灣。如裝上出海鐵駁,就可以停泊在吳淞口外的高橋洋面,等待解放。主意既定,我就于第二天一早把自己的設想告訴了史濟威,他認為可行,于是照此辦理妥當。

  到了下午4時,我估計拖輪、鐵駁已經駛出吳淞口外,便打電話給陳大慶說:“請你向湯總司令報告,4000噸銅元已全部裝運出去了。”上海一解放,史濟威就把這4000噸銅元從吳淞口外的拋泊處拖運回來。遵照解放軍總代表于眉的意見,在黃浦江碼頭把銅元全數交中國人民銀行入庫。

  迎接上海解放

  徐學禹升任招商局董事長后,經常來往于上海、臺灣與香港之間。1949年4月,他由香港飛來上海,指出招商局的重點要從上海搬至臺灣,原臺灣招商分局改為招商局總局,并叫我赴臺灣去任職。我表示要暫時留在上海,臺灣招商局總經理一職建議由韋煥章代理,徐勉強同意了我的要求。

  5月20日,徐學禹從臺灣招商局電臺給湯恩伯拍來一份電報,要他把我從上海弄去臺灣。這份電報是由上海招商局電臺收轉的,主任秘書陳仲瑜把電報拿給我看,我看了以后,立即把電報塞進口袋,對他說:“不必轉去了,也不要告訴別人。”

  5月24日,又發生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毛森企圖逮捕我的事情。當天上午,有個中年人在我的辦公室窗口探頭探腦地向里張望,我有點認識他,是招商局警務室的人,便大聲說:“你們不是已經到臺灣去了么?”他回答說:“我馬上就要走了。”對他鬼鬼祟祟的行動,我產生了懷疑,就離開招商局,到南京路上去閑逛,在馬賽飯店吃了中飯。

  中午12時左右,警察局的“飛行堡壘”開到了招商局,因為我不在,沒有被抓到。5月24日夜間9時多,馬路上槍聲密集,解放軍已開始進入市區,我心中極為興奮,在沙發上坐了一夜。26日上午,我到招商局去上班,黃慕宗陪同船務處職員、中共地下黨員朱谷人來找我說:“朱谷人代表共產黨來查封局里的銀箱和檔案櫥,聽候軍事代表前來接管。”我同朱谷人到各處室加貼封條。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人民解放軍派于眉和鄧寅冬同志為正副軍事總代表,于6月5日前來接管招商局,我一一作了移交,其中包括美金二十萬元。黨信任我,叫我留在招商局任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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