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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嘉興起義始末

  賈亦斌(1912—2012),曾任國民黨國防部陸軍預備干部局代理局長,第一總隊總隊長等。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公安局社會處干訓班副主任,上海食品出口分公司經理,民革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

  1949年4月7日,賈亦斌在浙江嘉興率國民黨國防部陸軍預備干部訓練團學員起義。其時,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飲馬長江,逼近上海。嫡系新軍三千子弟反戈、釜底抽薪……此文成稿于20世紀90年代,真實記錄了他參與起義的過程。在上海解放、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特刊登此文,以示紀念。

  心向共產黨

  1948年,我任國民黨國防部陸軍預備干部局代理局長,眼看國民黨種種措施不得人心,搞得民怨沸騰,民不聊生。同時,人民解放軍解放濟南形勢對國民黨更為不利。因此,我對國民黨徹底絕望,決心投向共產黨。

  這年10月20日左右,我回到南京,開吉普車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7期同學、中共地下黨員段伯宇同志到中山陵半山上密談。我說:“國民黨根本沒有希望了,準備逃之夭夭,你看我們怎么辦?”段說:“要自己抓武裝才有辦法。光依靠雜牌部隊,不行。”我同意他的觀點,并初步商量自行組織武裝的計劃。

  這時,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林蔚見濟南解放,東北、華北、華東各大戰場都很吃緊,預感局勢不妙,把我找去,商量要在長江以南組織30個新軍,準備作戰,并說兵源尚好征集,但沒有干部,問我預備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我答:青年軍第1期復員的授予預備干部共有76000多人;在嘉興、杭州、重慶、漢中等地辦了4個青年中學,學生近10000人;南京、鎮江等地要求就業的預備干部也為數不少。如能把這批預備干部動員召集起來加以訓練,至少10000人是不成問題的。我并自告奮勇提出,愿負責動員、召集和訓練,但要解決編制和裝備才行。林蔚聽了很高興地說:“你要什么,盡可能滿足你。”并決定先成立一個總隊,以后逐步擴充;訓練時間為3個月,學員享受準尉待遇,畢業后分配到新軍任排、連長。于是,就成立了預備干部訓練總隊第一總隊,由我兼任總隊長,駐扎南京孝陵衛原陸軍大學校內,開始訓練。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1月23日,蔣介石回到溪口后,國民黨國防部根據他的指示,把南京的傘兵部隊開到安亭,預備干部第一總隊開到嘉興。1949年2月,預干總隊到嘉興后,擴充為陸軍預備干部訓練團,我仍擔任預干局代局長兼團長又兼第一總隊總隊長。

  第一總隊的干部大部分是我的老部下,其中不少是被解放軍俘虜教育后釋放回來的,對于共產黨的政策比較了解,而且有親身體驗。國民黨對這些人感到頭疼,國民黨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曾在一次參謀部會議上,主張把這些人全部殺掉,并說:“如不殺掉,將來亡國就亡在這批人身上。”與會人員多數不同意,因為這樣做,可能引起這些人的家屬和親友們的強烈反對,會鬧出亂子。因此,會議決定,把這些人送到中央訓練團受訓(即所謂“洗腦”)后,令其自謀出路。我趁機收容了一批,之后他們大多成了起義骨干。

  為了有利于起義的進行,第一總隊決定不設政工人員,改設輔導員,由學員選舉產生。團部在上海設有辦事處(今陜西北路128號),主要用于和地下黨聯系,并籌備起義后勤事宜,由李達祥、吳文簡、張維等分別負責。

  3月15日,我從嘉興回到上海,住在吳宮飯店,發現前門已布有特務,就從后門出走,趕赴寶山路段伯宇同志家,研究起義后的行動路線。當時,原定趁預干總隊奉命乘輪船開赴福建之際,一出吳淞口,就發動起義。后來考慮到傘兵第3團計劃開赴鼓浪嶼時,在吳淞口外起義,如果我們先這樣做,必然會給傘兵團起義帶來極大困難。因此,我向黨組織提出,我們在嘉興起義,傘兵第3團在上海起義。

  4月2日,李正文同志向我傳達了上海地下黨的指示,決定預干總隊在嘉興起義,經莫干山向天目山挺進,與蘇浙皖邊區游擊隊聯系,策應人民解放軍過長江。預定起義日期為4月15日,起義后可用“蘇浙皖邊區民主聯軍”名義活動。

  我接到指示后,極為興奮,即于當日午夜,偕同副官孫效武到上海西站,在混亂中從窗口爬上火車。3日凌晨抵達嘉興,在車站旁一家小旅館歇了一下,然后移居北門外鈕家灘一個老百姓家隱蔽起來,每天與總隊骨干策劃起義,制訂行軍路線。一面派劉汝滄按照預定起義經過路線去繪制地圖,一面派人與地下黨指定的朱專員聯系,派人到上海催修無線電收發報機,并請張文藻同志將以上情況向上海地下黨匯報

  果斷發動起義

  4月6日晨,黎天鐸得悉我到了嘉興,在晨操時對大隊長李愷寅說:“聽說賈局長到了嘉興,你一定曉得。”李答復不知道。黎采用威脅、利誘等各種手段,從早上6時一直追問到下午4時,想從李口中探得我的住處,并假惺惺地說要來看我。李堅不吐實,并設法擺脫了黎的糾纏,在下午4時半奔至我住處告訴我:“黎天鐸已經發現你到了嘉興,事情已經暴露。怎么辦?”我對李愷寅說:“請告訴各大隊立即準備起義,并告知黎天鐸不要來看我,我去看他。”我決定入夜以后,到總隊部同黎談判。如果談得好,明晨以演習行軍名義出發,爭取用一天時間,安全突過嘉興、湖州之間的一帶湖沼;談得不好,就把黎天鐸殺掉,立即宣布起義,連夜出發。

  天色垂暮,李愷寅派了十幾名學員持槍來接我。到西大營后,操場上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學員們已拿起武器,整裝待發。見到我,紛紛前來握手,氣氛緊張熱烈。我立即同學員們一起到黎天鐸的辦公室和他談判。學員們同他評理,他不肯行動,到午夜12時,還是相持不下。我看時間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確告訴他:“是共產黨叫我來的。你現在有兩條路:一條是把我送到國防部,可以升官發財;第二條是跟我們走,下令行軍,到莫干山演習,限你考慮五分鐘答復。”這時,學員們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槍對著他的后背。他見勢頭不對,對我說:“你是我的老長官,你帶的路不會錯,我聽你的。”這樣,他才拿起筆來,下令“行軍演習兩天”。

  不久,西大營兩個大隊很快集合,東大營的一個大隊也集合向西大營來了,第13中隊的隊長林蔭(黎天鐸的親戚)趁學員熟睡之際,手持沖鋒槍進行彈壓,對著睡在地板上的學員們大聲喊叫:“誰也不許動,誰敢動就打死誰!”學員們被他驚醒,但都不敢動。只有第16中隊(政工隊)不少學員不顧威脅,跳下樓來參加起義。這時,東大營響起了少數槍聲和手榴彈聲,我即親自帶了兩個中隊到東大營外邊把他們圍住,以免林蔭帶隊出來尾隨搗亂,并要黎天擇命令林萌把隊伍帶出來,但此時林蔭已不服從黎天鐸的指揮。相持了近3小時,天快亮了,我命所有部隊迅速離開嘉興,我帶隊斷后。天亮后起義,部隊離開嘉興,下午5時許抵烏鎮,在烏鎮附近集合。

  4月7日夜間,我們在烏鎮分三路突圍:

  第—路,我率領三四百人,經過兩晝夜的激戰,轉移到雙林鎮,繼而到菱湖。

  第二路,由預干團第一總隊輔導組組長劉異率領千余人,10日到達離莫干山15里的三橋埠,當晚突破敵人防線,沖上莫干山。當時大雨滂沱,學員衣履盡濕,加之一兩日未曾進食,空腹行軍,疲憊不堪。國民黨武康縣縣長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長王正誼,見我們隊伍上山,假裝歡迎,招待膳食,安排住宿,穩住起義部隊,暗中卻派警察下山通報駐軍趙蕩輝部。午夜,趙部開上莫干山,封鎖主要山口,將學員住所層層包圍。11日凌晨,迫令繳械。起義部隊倉皇中無以應對,有700人繳了槍。后聞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還親自接見了這個王正誼,嘉獎他“應對有方”。

  第三路,由預干團第一大隊隊長李愷寅帶了幾百人沖到德清、武康一帶。國民黨對起義部隊實行所謂“撫剿兼施”,曾派出青年救國團(特務武裝)20多人,向起義部隊喊話“你們不要受賈亦斌的騙,不要受共產黨的騙,你們回來,賈亦斌有野心”等等。他們喊,預干總隊學員就向他們打槍,打傷了一個,他們還是喊。除了極少數人被他們騙走外,絕大多數學員邊打邊退,跟隨著李愷寅來找我聯系。

  4月9日晨,我們在雙林鎮附近會合。從8日開始,國民黨即用飛機偵察,機關槍掃射,散發傳單,從起初的八九架逐日增加到12架,自晨迄晚在我們頭上盤旋。在此形勢下,我們必須突過京杭國道進入天目山區,才能與中共游擊部隊取得聯系。但京杭國道上有國民黨第36師以汽車機動巡邏,防堵嚴密,我們就利用夜間行軍,在11日黎明到達京杭國道邊緣。我們決定出其不意,冒充第36師的一個團,由我偽充“袁副團長”,從城邊通過京杭國道。

  那天凌晨,部隊開抵吳興南門外道場山,但浙江省保安團已先占領了對面山頭。我們對著他們喊:“我們是36師追剿嘉興叛變部隊賈亦斌的。”他們便信以為真,由保安團總務科長顏修漢率領兩名士兵下山來同我們聯系。待他走近,我們命令他“把槍放下來!”并以手槍指著他。要他把山上的保安團隊喊下山來。他無可奈何,只得向山上喊:“是自己人,你們下來吧!”保安團下山后,我們就迫令他們繳槍,并為我們籌集一些糧食做飯,還搞來大批船只,使我們從吳興城南平安渡河。

  尋找黨組織

  4月14日,國民黨派國防部預備干部局副局長徐思賢(軍統特務)、國防部胡組長和浙江省警備總司令部馬科長等到嘉興處理預干團起義的“善后”問題。當時起義人員,一部分在戰場上犧牲了;一部分在途中失散了,有的在杭嘉湖一帶打游擊;大部分(2239人)被俘,押回嘉興原地。徐思賢把他們重新編隊,派歐陽欽任少將總隊長,番號“正義”,代號“3847”部隊(意思是要他們記住民國38年4月7日這個所謂“叛變”的日子)。這個部隊被禁錮在嘉興東、西大營中,不準與外界接觸。林蔭因為破壞起義有功,由中隊長連升二級,擔任大隊長,只有他所屬的中隊配有武器,用以監視被俘學員所編成的幾個大隊。

  4月下旬左右,這支部隊先開到廣州,再到漳州,最后被編為廈門要塞守備部隊。在開拔途中,原起義學員對歐陽欽不滿,撿石頭砸他的車廂。持槍的那批守衛人員,竟把有的起義骨干投入錢塘江,但有不少人沿途跳車逃走。抵漳州后,歐陽欽等進一步進行清查,凡與地下黨有聯系嫌疑的和與我關系較好的如李德厚等人,竟在一個深夜里被他們活埋了。

  1949年4月,國防部預干團第2總隊的干部學員,由于受到第一總隊在嘉興起義的影響,情緒激昂,提出“向第一總隊看齊”的口號,醞釀武裝暴動。國民黨駐重慶警備司令、軍長余錦源極為惶恐,派部隊至復興關武裝包圍,迫令繳械、解散。

  第一大隊隊長李愷寅在和我分開后,被包圍的敵人扣留,輾轉脫逃,從常州渡江,到了蘇北解放區,向華東局有關部門匯報了情況,并隨同大軍渡江,我們在丹陽見了面。

  流散在蘇、浙一帶的預干總隊起義干部學員,為數不少,他們分別組織零星武裝,繼續尋找黨組織。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部門派李愷寅到那里去尋找和收容起義人員后,分別送到上海公安部門學習并安排工作。他們多數參加了由我擔任副主任的干部訓練班。在第1期開學那天,華東軍區兼第3野戰軍司令員、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和市委書記、總工會主席劉長勝同志等都親臨參加,陳毅同志還講了話。學員結業后都分配了適當的工作,不少人參加了共青團,有的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

作者:賈亦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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